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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一直看着他走开，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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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西里安邀请了我一次，我拒绝了。

    那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讣告，我的父亲死了，在这封信寄来之前已经下葬，葬礼的事宜是陪在他身边的老幺操办的。母亲走后，家里的新生诅咒彻底终结，也不再有孩子夭折。几个大孩子成人后都离开了家里，谁也没想到最小的那个竟然可以和父亲相处得来，也许是因为这个男人很快地老了。

    信上说，讣告寄去大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这是他应得的一份。

    我花了一段时间，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在电话那一头，他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我尝试着安慰他，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走吧，去看一看她。

    不知何时，电话已经挂断了，我还紧紧抓着听筒，眼泪不断落下，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或者说，相互孤立。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

    我和大哥没有见面，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认为我也需要知道。读完信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

    在我家，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水手们不住在那里，却经常上那里去。当我上了大学，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是的，我想也是这样。附近的人都很穷，不是在海上就是在工厂里，很少有小孩儿上学。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都有一股馊了的气味；偶尔在退潮后，岸上会搁浅尸体，我也曾经去看过一次，那个人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在我妈妈失踪前发生的事。

    海面从来不会结冰，波浪翻滚起伏，把一切身不由己的死物托上水面。在一个清晨，渔船捞起了我父亲，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进海里的，谁在乎呢？当我正式收到折成现金的一沓遗产，我知道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想起父亲，就像布彻尔终有一天也会忘记我一样。

    有一个晚上，我靠在床头，听见楼下的淋浴声，突然感到极度的厌倦。我收拾了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把橱柜里那些碗碟都拿出来清洗了一遍，扫去角落白色的虫卵和蛛网，用水泥把前两天新发现的老鼠洞堵上。

    睡觉前，我照例喝得醉醺醺的，和布彻尔说晚安，他却没有回应，而是一直跟到我房间，默不作声地把书桌、床头柜，衣柜都打开再关上，我像个局外人一样冷漠地看着他忙碌地转来转去。布彻尔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我来不及阻止，最终他掏出了一瓶佛罗拿，把药片倒出来一颗一颗数好，当着我的面全部倒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键。

    “你有病。”我说。

    “除了这样，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他平静地看着我，握着空瓶子的那只手在发抖。不知道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这一切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肯定是彻底发疯了。我走过去，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布彻尔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阵，良久，他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