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伦敦当学渣 (第2/2页)

，我丧丧地游荡在考文垂花园，自我厌弃，自我沉郁。大草坪上有环佩叮当，丝绦飘拂，是一群着汉服的漂亮姑娘，她们手持香罗小扇，在花间且行且歌吟唱戏曲。

    我倚靠在树边痴痴望了一会儿，有位姑娘明眸善睐，笑嘻嘻睨着我，娇声唱道：“不到园林——”

    神使鬼差的，我接上去：“怎知春色如许。”此声一出，所有人都愣了，我更是羞赧不已，因为我不是念白，而是装模作样、一字三叹唱出来的，尤其是最后一个“许”字，声调简直拐了九曲十八弯。

    “你学过？”姑娘问我。

    我连忙摆手：“没有没有，以前听过一耳朵，班门弄斧了，对不住。”

    我也不知究竟是何时听见的，可能是儿时去疗养院看妈妈，我坐在窗前，远处映着阿尔卑斯糖纸上的雪山，屋内的留声机里晃晃悠悠飘出一段昆曲，入了耳，没想到也入了心。

    姑娘们围住了我，夸我小嗓不错，又说乾旦难得，兴冲冲地要教我唱戏。我最架不住的就是女孩子的热情，只得从了她们。

    真是大英帝国里一处倒错的景致，她们都是中国留学生，热爱国粹，自发建立戏曲社团，我有幸做了其中第一个男成员，不过也只是暂时的。我不会哄女孩子，只好笨拙地顺从她们，让她们闹个够，直到把对我的新鲜劲儿消磨完。

    白天我继续水深火热的学业，晚上泡在图书馆，东施效颦地像同学们那样找资料，我越发体会到从政这个决定是多么不成熟，28岁了，我竟然还想从头开始。

    我的同学都二十出头，扬着青春蓬勃的脸，阔步走在校园里，一开始也有人对我好奇，问我哪里毕业，何处高就。我半遮半掩地说了实话，对方果然一脸吃惊，问我为何不继续搞生物学术研究。

    像我这样彻底的改弦更张确实少见，人生路转几乎了一百八十度。陈钟岳只是想控制我，若是我提出去国外深造生物工程，他未尝不会同意。但我该怎么解释呢？我那次尚未公之于众的学术造假，虽是侥幸的不为人知，却是扎在我心头的刺，想起来时我的呼吸都痛。

    我无法原谅自己。

    皎洁、严谨的科学，被我弄脏过，深深的愧疚植根于心底，终此一生，我可能都无法再直面它。

    我逃也般的选择另一条路，政治，这几乎是慌不择路，但既然选了，就必须走下去，君子之诺重于泰山。

    我不论白天黑夜的学习，上课全神贯注，晚上在图书馆读书，三四天啃一本大部头，经济学的知识被我囫囵吞枣吃下，效果并不好。

    有一门研讨课是IR250：global　politics　of　protest　and　ge（抗争与变革中的全球政治），需要做Presentation（成果展示），我拿了全班最低分。

    的确压力山大，我过得很压抑，半点打扮的心思也没有，只穿最简单的黑色。刚从馥罗兰岛出来时，我穿长袖长裤严严遮住身上痕迹，后来就保持了这个习惯，每天穿黑外套，黑西裤，黑球鞋，黑发束在脑后。我净身高177，走在校园里像一块移动的黑色背景板，普通到无聊，不引人注意。

    17.

    即将考试的前一天，我坐在角落里，忽然有一个外国姑娘走到我旁边，她一头淡金色卷发，笑容温柔而羞涩，用中文对我说了四个字，我惊得要从座位上弹起，她居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