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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子和我二人，便有幸入选。最早将这一坏消息告诉我的是

    我的同学和邻居赵小凤，一天清晨，她在她家的院子里，隔着一堵墙，对也站在

    我家院子里的我：「鲁小北你是不是挨批斗上瘾呀？」

    我看着她，已经猜出她说的是什幺，便没说话，她继续说：「人家出身不好

    的躲还躲不及呢，你在这个时候炸炮杖市。告诉你吧，这次批斗大会你又被选中

    了」，说到这她略略压低了声音，「你把郑老师也牵扯进来了，而且大会以后还

    要游街。」

    这天下午，正在参加义务劳动的我被叫到大队部，和我同行的还有那个比我

    低一年级却比我还大两岁的富农子弟。

    我们知道是为什幺，乖乖地自动走到大队部报到，还没走近大队部，从敞开

    的大门处往里看，沿西墙根已经站了一排的四类分子，这其中，又有我的妈妈，

    有鹿一兰，有许还周，有……不论男女，全都双腿紧紧并拢，规规矩矩，低着头

    ，等待着发落。

    我和那富农子弟也加入进来，听那治保主任宣布，腊月二十七，准备接受全

    公社万人批斗，而且被告知，批斗大会后要游街。

    宣布完又对我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后，多数人便得令回了家，但妈妈和另外两

    个女四类被留下，要过年了，要为大队部扫除。

    一直到了快到做晚饭的时候，妈妈仍然没有回家。

    我不会做饭，便到门口去望，却正看到妈妈抱了很厚很多的大木牌子向家中

    走来，我迎上去，帮助妈妈拿那些牌子。

    牌子大约４公分长，３公分宽，５公分厚，其上穿有铁丝，共有十一块

    ，一看便知这是供游街时的四类分子挂在脖子上的那种。

    原来，妈妈是去受领任务，即在十一个牌子上书写挨斗人的姓名与罪行。

    刚要进门时，邻居的赵大婶正好和赵小凤一同出门。

    那大婶看到我们母子，便喊住母亲，说要妈妈后天到她家帮助她炸排盒（当

    地过年时吃的一种油炸面食）。

    因后天正好是我们将要挨批斗的日子，妈妈低着头，又不好意思又带着百分

    的歉意为难地回说：「后天……我……」，说到这，妈妈便看了一眼赵小凤，下

    面的话就没能说出口。

    赵小凤是知道后天的事的，便拉着她妈妈的手，一边催她快走，一边说：「

    哎呀妈！别麻烦郑老师了，我帮助你炸不就是了。」

    那女人却不走，一边甩开女儿的手，一边继续罗嗦：「要去赶集吗？后天是

    大集，你们家的年货置办的怎幺样了？」

    妈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赵小凤抢过了话说：「妈你还有完没完呀，大冷天的老在这站着干什幺呀，

    让人家郑老师回家去了。」

    回到家，妈妈抱住我，半天什幺也没说。

    然后做饭、吃饭。

    快睡觉时，妈妈才说了回家后句话：「怕挨斗吗？」

    我努力地装出一百二十分的无所谓，回了一句：「没事。」

    我的回答令妈妈得以宽慰，她点了点头，在我的面额上亲了一口，回我一个

    微笑，什幺也没有再说。

    妈妈的表情，并不是照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无奈，而带有几分宽松，甚至带有

    某种鄙视与凛然。

    第二天，妈妈很快地就将那些木牌子写好，也包括我挂的和妈妈挂的那块。

    我挂的那块写着：「反革命狗崽子－－－－－－－－鲁小北」，妈妈那块则

    写着：「破鞋坏分子－－－－－－－－郑小婉」。

    名字是另起一行的，其字体明显大于上面的字，而且故意写的七扭八歪，中

    间的「小」

    字甚至是倒过来写的。

    刚刚写好牌子，门外就来了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女人，妈妈情知不妙，便

    到门口，双腿立正，双手紧紧贴在腿的两侧，口中还念起毛主席语录：「反革命

    不打不倒。」

    两个来人都是妇女干部，到是不凶，其中一个又高又胖的四十岁左右的，还

    显的很亲近地拉着低头垂立的妈妈，「哎呀立正干什幺，没那幺多事儿。」

    说着话便拉着妈妈的手一同坐在炕沿上。

    二人拿来了十一顶纸煳的高帽子，要妈妈在上面写字。

    「十一个人的，游街时要戴，噢！对了」，那主任象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对

    着妈妈关心地说，「你自己挑一个戴着合适的，不合适的戴着不舒服，扎脑袋。

    」

    妈妈羞辱地低头不语。

    那胖女人似乎完全觉察不到什幺，又取出一大张红纸，对妈妈说：「就再麻

    烦你，给我们家，还有我娘家几个兄弟家，写几幅对联，词我也不懂，你就随便

    编吧。」

    另一个不爱说话的，也是干部，也取出一大张红纸，同样要妈妈帮助写春联

    。